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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焉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，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

他曾说过：道者，非天之道也，非地之道也，人之所以道也。德性之知不是经验知识的排列组合，其中有思的问题，但也不是抽象的概念认识，而是人生的智慧、生命的结晶，它本是人的自我认识而不是对象认识，其核心则是知仁。

我与万物的关系是我的良知与其对应物的关系。圣人者积也，即靠知识的积累，但是人伦方面的知识，不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，所以圣人者人伦之至也，唯圣人为不求知天[5]。这就是儒家的性理不同于康德所谓理性之所在。性是就其存在而言，诚与仁都离不开情，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存在（本体化的），知觉则是就其功能、作用而言，是诚、仁之性的自我知觉即直觉。这样的思是至关重要的，是人之所以能建立德性主体的重要条件，也是人的道德理性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。

在儒家哲学中，荀子是重视认识问题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。这里确实涉及一个重大问题，即价值认识和真理认识（或事实认识）的关系问题。实际上，他是将神之存在与否的问题悬起来，成为一个永久性的问题，而要人们去体会。

一是主一无适，亦即专一而不放逸[34]。所谓慎终追远[19]，就是把死亡看作生命延续过程中的重要事情来对待的。我们知道，在孔子以前的殷、周（西周）时期，天是最高的人格神，相当于西方的上帝（殷商时，天被称为上帝）。二程子对敬的最重要的理解与规定是主一无适[30]，即专注于一点而不要他适、他顾。

但朱子有没有心中自律，牟宗三先生是否定的。儒学不是宗教，不能将儒学简单地当成宗教去对待。

文王虽然是圣人，但文王之德也是在实践中不断纯化的。在这一学说中，人的地位提高了，人的主体性突出了。孔子对子夏说：汝为君子儒，无为小人儒。这一点，其他理学家少有论及，而朱子特申言之，其中必有深义。

但孔子却并不肯定其无，也不肯定其有，既不肯定其不存在，也不肯定其存在，而是似有似无，在有与无、存在与不存在之间。格物致知，乃其间节次进步处耳。所谓慎独，就是敬其在己者，在己者就是明德，就是诚、仁之性，这是需要随时随地谨守而勿失、谨言而慎行的，即使在独处之时，也要如此。[3]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。

这当然不是上帝创造人那样的创造，而是天道自然运行而生物，而生人。但这不是对某一具体的神，如山川土地之神的信仰，而是对最高神即天神的信仰。

这后一种解释正是荀子的主张，仅仅是为了教化的作用。这里所说的大，与老子形容道时所说的大（字之曰道，强名之曰大），具有相近的意思，主要是指无限性而言，不是指空间上的大小而言。

一方面，天不是上帝，不是实体，而是自然界运行的过程，因此并无所谓目的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否定了神学目的论。但这又不是出于纯粹理性的需要，而是确有依据，其依据就是天即自然界的不可改变的目的性，对人而言就是对善的追求与需要。就其本义而言，它是践仁行义的必要条件，与所谓道貌岸然、口是心非决不是一回事。由此，未知生，焉知死这句话可以转过来说：欲知死，必知生。所谓沐浴，所谓斋戒，都是为了表现敬，不如此不足以表现心中之敬，所谓敬事如神就是如此。大程子善讲仁，有识仁、体仁之说。

但是，同时也隐含着某种无言的声音、无声的命令，就如同有上帝照察一样，要做到对越上帝、对越神明，而无愧于心。虽然如此，孔子却不止一次地讲过知天命，实际上知天命就是上达，即达于天道、天德，而不是认识上帝的意志，也不是认识所谓客观的必然性。

如果发生这样的事，就只能靠良心、良知了。那么，究竟有没有神？孔子却不作正面回答，只是说，要敬神（祭是敬的操作层面上的仪式，正所以表现敬），就如同神是存在的一样，而且就在你的旁边，在你的对面或上方。

情感问题就是在这一主题之下被提出并进行讨论的。表现在行动上更是如此，一言一行都要庄敬，对任何事情都要严肃对待，而不可轻忽，甚至在容貌、服饰上也有所讲究。

《中庸》又说：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。孔子说：未知生，焉知死。这一思想，在《中庸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，不过，《中庸》不是讲尧，而是讲文王。但究竟何谓敬？敬包含哪些具体内容？朱子有过系统论述，概括起来，有如下几点。

后来的儒家除董仲舒等少数人之外，也都没有将孔子视为教祖。人文主义宗教的特点是无神而有神性，非宗教而有宗教精神，因此，从一开始我们就将它放在哲学中去讲。

在这样的超越意识之中，便有一种宗教情感，体现这种宗教情感的根本态度就是敬。但敬是贯彻上下、始终、动静的，因此具有根本意义。

心存诚敬以实现天命之性，实际上就是尽其天职，完成天所赋予的使命，这正是人的生命意义之所在，也是人生目的之所在。在己者就是仁德，就是天命之性。

比如他说过：知我者其天乎。正因为有死亡，所以要重视生，死亡的意义，就在于如何对待生，生命的意义由死而显示出来。这样一来，敬便成了心性修养的根本功夫。人之所以肃然而生敬畏之心，就是出于这样的信念。

天的神学意义的逐渐消失，自然也就丧失了惩罚的作用。由于他同时强调格物致知之学，因此对敬与知的范围作出了一个判定，这就是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[29]。

这难道不是一种宗教精神吗？ 这也是儒家的生死观。文王之德，当然是指天命之德，但为什么又要提出天命於穆的问题？既然天命即是性，为什么不直接从性上说命，而要就天命而言天命？这里有宗教性的问题。

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。他们所说的心具有明显的目的性意义。